1981年夏天的宋庆龄国葬
周幼马 口述 樊燕 整理
【摘要】远在1934年，宋庆龄便在上海与时年24岁的美国医师马海德结识，两人的深厚友谊自此绵延近半个世纪。马海德将宋庆龄视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遵从她的建议前往陕北，从而成为首位加入我党和我军，亦是首位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美国公民。周幼马，马海德的子嗣，在诞生后亦得到了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饮用了她从延安送来的奶粉和糖果。自1971年起，28岁的周幼马担任宋庆龄生命最后十年的影像记录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亲身经历者，现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周幼马，深情地回顾了宋庆龄生命的最后阶段及其国葬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我心中留下了三次意义重大的国葬记忆。首当其冲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国葬，这位推翻封建帝制、终结旧时代的伟人，在国民政府为他举办的盛大追悼会上，受到了极高的敬意。他安息于一座堪比昔日帝陵的陵墓——中山陵。次之，是1976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举国上下为之举行了规格极高的追悼仪式，并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与前门楼子之间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纪念堂，其规模甚至超越了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最后，是我亲身见证并参与的国葬——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告别仪式。她的安息之地，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购置的家族墓地，而她的墓穴仅占据了几平米的空间。
我全程参与了从首长患病、举办追悼会到举行国葬的各个环节。能够见证并参与这些历史性时刻，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曾是首长信任了十年的摄影记者；其次，在电影学院毕业后，是首长将我推荐至她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担任摄影记者；再者，我的父亲是首长推荐至红军的美国医生。自出生以来，我一直是首长关注的对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父亲与负责宋庆龄事务的廖承志在红军长征即将结束时于宁夏相识，他们自那时起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最后一次参与国事活动。
1981年三月，我受单位委派前往广东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采访。启程前，我依照惯例向首长汇报了行程安排。首长便为我开具了三封介绍信。第一封指示我前往中山大学，观摩当年日本人所塑造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第二封则要求我探访广州的中山纪念堂。第三封则是希望我能前往中山翠亨村，参观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并为她拍摄一些照片，以满足她一睹故居风貌的愿望。我深知，首长对孙中山先生的情感始终如一，始终难以忘怀。
四月尾梢，我甫抵京城，便迫不及待地将冲洗好的照片备妥，预备赠予首长。父亲叮嘱我：“首长近期身体欠佳，务必留意，切勿让她不悦。”抵达驻地后，我将照片交付杜秘书，恳请他转交首长。在那十年间，我与首长的互动往往是通过保姆传递：我将照片样张、底片及所提事项交予保姆，首长亦通过保姆将回件直接交与我。首长习惯于独自坐在二楼的书桌前，手持放大镜，细致入微地审阅每一张照片，指出哪张合意、哪张不中意、哪张需要放大至何种尺寸，以及哪些照片不再需要，所有意见或建议，最终都会以林泰的署名通过书信告知我。换言之，能步入二楼者寥寥无几，仅有负责洗涤衣物的阿姨、保姆、前秘书的两位女儿，以及英文秘书张珏，而她们均为女性。张珏与首长之间的沟通，亦是依赖纸条来传递信息。
杜秘书当时告知我：“尽管首长身体欠佳，但她依然决心出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为她颁发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授赠仪式，并计划发表讲话。尽管医生建议她录制发言以避免身体过度劳累，认为她的健康状况不宜亲自出席，但首长考虑到此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具有国家层面的意义，于是坚持要求亲自出席。”
5月8日午后，首长乘坐轮椅抵达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步入厅内，迅速更衣，换上了博士学位的礼服。当她被轮椅推至厅外时，康克清献上鲜花，首长手捧鲜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为她拍摄了一张照片，回顾时方觉，那竟是她人生中最后的微笑。授赠典礼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亲自主持，在王会长宣布宋庆龄女士即将发言之际，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首长虽显虚弱，额头微微渗汗，却依然以流利的英语，充满情感的语气，即兴发表了近20分钟的演讲。紧接着，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霍华德·佩奇亲自向她颁发了荣誉学位证书。这次活动成为首长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亦是她向国家表达最后心声的时刻，她为国家与人民倾注了最后一份心力。
身着博士袍的宋庆龄，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其中右一为随行的秘书杜述周，护士长则推着轮椅，左侧后方则是秘书张珏的身影。
会议结束后，首长便卧床返回了驻地。自那之后，她仅有一次起身，那是在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邹韬奋先生之妻沈粹缜女士的邀请下，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为故友邹韬奋挥毫题字，是她自活动归返后，唯一一次能够坐立的时刻。自此，她便再也没有起身，一直卧床至今。
出生日期的确定
自首长染病以来，治疗任务始终由北京医院的专家学者、资深中医共同承担。直至5月10日，病情加剧，北京医院便将所需全部医疗设备安置于首长鲜少让外人涉足的二楼卧室。该卧室中设有钢琴、办公桌、小饭桌，对于曾参观故居的人而言，自是印象深刻，它便是二楼最为宽敞的一室。这里是她日常办公、用餐及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地方，偶尔，即便是身份特殊的人物来访，如吴院长、魏璐诗、顾大夫、护士长以及我的父亲，亦在此会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首长均在此接受救治。所有前来探望的亲友，无一例外，都是从楼下步至楼上，至她的床边表达哀思。
宋庆龄病床前
“请大家各自返回单位等候消息。”正当我也准备离开时，廖承志对我说：“你就留在这里，负责拍照记录。”
“要不我们去美国查询。她在美国留学时，学校档案中应该会有记载。”
1893年1月27日。
共产党名誉主席
首长所患乃血液之疾，尚无特效之药，治疗主要依靠维持，病势时有失控，难以逆转。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探望之际，向医护人员详细了解病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达了感激之情，并期盼首长早日康复。随着首长病情的加剧，北京医院派遣的专家、教授及资深中医纷纷竭尽所能施以救治。更有解放军上校主动献血，以示支援。然而，在14日之夜，首长体温升高，病情愈发严重。
“1957年您曾表达过入党意愿，不知您现在是否依然抱有这番志向？”宋庆龄点头确认了自己的决心。王光美随即用驻地的直拨电话通知了胡耀邦，胡耀邦即刻回应：“我会立刻处理。”下午3时，邓小平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晚上6时，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副委员长廖承志受中央之托，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首长。
王光美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据我所了解，1957年，王光美与刘少奇途经上海时，曾专程拜访某领导，告知即将发生的运动，此举是毛主席要求他们二人先行通报。领导对此深表感激，并在那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此外，我在解密后的苏联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1931年宋庆龄在德国为母亲料理丧事后返回中国时，途经苏联，被共产国际吸收为苏联共产党员，并希望她回到上海后协助营救牛兰。此后，宋庆龄不仅服务于共产国际，也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贡献。共产国际为她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并派遣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担任她的英文秘书，随后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接替史沫特莱，继续作为宋庆龄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人。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联络人员，宋庆龄通过他们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与宋庆龄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1年，魏璐诗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即外文局前身）担任英语专家，1965年转至人民画报社担任德语专家。
宋庆龄已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超越入党意义，若不入党，或许能成就更多。在首长病情危重之际，王光美从个人角度出发，考虑到党的纪律，即若宋庆龄为中共党员，按照她的地位，离世后必将在遗体上覆盖党旗，全国降半旗致哀，这是最高规格的国葬。王光美推动了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程。
5月16日的午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正式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称号。在我看来，这样的荣誉实至名归，她始终是国人心中最受敬仰、毫无异议的伟大人物。1949年，中共曾计划派遣金仲华同志将她护送至香港，以避开国民党的追害，然而宋庆龄坚定地回应：“以静制动，我选择静止不动。”在她眼中，国民党对她并无胆量下手。须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特别赠予宋庆龄一套房产，即今日的上海宋庆龄故居，那是她钟爱的居所。蒋介石当时曾叮嘱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务必为她办好房产证，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归属纠纷。在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他们在上海残害了众多共产党员。这使得在解放军进驻上海前的空档期，上海聚集了众多不良之徒，如青帮、红帮以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流氓、烟鬼、伤兵等，他们觊觎宋庆龄的家产。然而，事实证明，无人敢闯入宋庆龄那道仅以竹篱笆为界的住所进行抢劫。在当时，除了共产党，恐怕无人能在民主人士中与她比肩，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因此，毛泽东主席派遣邓颖超同志携带亲笔信，邀请她北上协助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故此，新中国成立后，她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并在她逝世之前，理应地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孙夫人，请转告边区的人民，我对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与感激！在抗击日寇最艰苦的岁月里，您向八路军与新四军提供了最为紧迫的药品和物资，这些援助对于我们意义非凡，您或许难以想象其对我们的帮助之巨。”我坚信，这位首长加入党组织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殊荣，实至名归。
自那日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便开始公布宋庆龄的健康状况，并同步披露各界人士探望她的情景。每日向公众披露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此乃史无前例之举。络绎不绝前来的有中央领导、中国妇联组织、上海地区的单位，以及她的亲朋好友……孙中山的子孙也分别从夏威夷、香港等地匆匆赶来，这一切均由廖承志亲自邀请。
我的职责是为每一位到访者留下影像。首批抵达的是邓颖超女士，她对首长格外关心，向杜秘书下达了诸多任务。在此期间，随着中央三部门公布首长病情的消息，我们驻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慰问信。随着六一儿童节的临近，我们更是收到了许多少年儿童寄来的红领巾。此外，各地还纷纷寄来大量补品、治疗用的中药以及各种偏方。
8点18分
5月29日清晨，一则第11号病情通报发布，宣告宋庆龄的病情已至危重。晚餐过后，我正坐在客厅的绒毯上凝视电视，忽然警铃骤响。这警铃原是安装于首长床头，并在她的办公桌、床头等多处设有相应按钮。铃声乍起，我不禁心头一紧，冷汗涔涔，即刻明了首长状况不佳，立刻抓起相机，飞速奔向二楼。只见医生与护士长正在全力抢救中。
吴蔚然院长负责宋庆龄的治疗事宜，位居首长医疗决策的顶端。身为上海本地人，他与首长常以英语交流，亦不时用上海话闲谈。偶尔，他还会陪首长于二楼悄然吸烟。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吴院长与几位同仁齐聚首长榻旁。吴院长立于床尾，语气坚定地说道：“停止抢救吧。床头那台闹钟的计时准确吗？”护士长回应：“它一直陪伴在首长身边，绝对精准无误。”吴院长接着指示：“那就将时间调至静止。以此为标准，8点18分，便是首长辞世的确切时刻。”
“已连续多日未能挽回，继续抢救几小时意义不大。她的胸部已被严重压塌，不利于后续的遗体告别仪式。再者，中央领导们均已年事较高，深夜再赶来此处，恐怕不太适宜。”我立刻领会了其意。因此，首长离开人世的具体时刻便是如此确定下来的。
往昔，首长通常在八点多便开始上楼准备安歇。透过首长居所二楼的窗子，所能望见的唯有孤零零的一棵槐树。夏日尚能见到绿叶，但入冬后却只剩干枝，乌鸦的聒噪声此起彼伏，让人感觉长夜漫漫，孤独难耐。每当难以入眠之际，首长曾命杜秘书购置鞭炮，意图驱散乌鸦，然效果不彰。偶尔，首长也会选择在非八点钟就寝的夜晚，在“文革”时期仅有的八个样板戏中挑选一部，于宽敞的大客厅放映。电影往往要持续至深夜，直至凌晨两三点钟方才结束。吴院长与韩院长因白天忙碌于手术和诊疗，身心俱疲，往往在观影过程中不期然地陷入沉睡。唯有我与首长能够坚持至影片终了，这或许是因为我身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因此，我猜想，吴院长选择这个时间点放映电影，亦是考虑到首长通常的休息时间，他或许是希望首长能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进入梦乡。
消失的两包材料
依照既定计划，首长离世之后，其遗体需被移至楼下的私人客厅——那里已精心布置成告别场所。廖承志指挥部队战士将首长的遗体从二楼缓缓降至一楼，随即向我投来一个眼神，我即刻上前，召唤杜秘书前来。我们一同步入隔壁的书房。此处设有保险柜，钥匙则由首长的保姆负责保管。在悲痛之中，保姆颤抖着拿出钥匙，交予杜秘书。杜秘书随后打开保险柜，取出两包用牛皮纸包裹的文件，正欲再瞥一眼，廖承志迅速伸手接过，随即指示将其直接送往他的车辆。
对于这两包材料，众多研究宋庆龄的学者都怀揣着对其内容的探求，他们不遗余力地遍访档案馆、文史馆以及相关机构，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两包材料的踪迹。我曾咨询过廖承志的后人，看他们是否知晓这两包材料的去向。他们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家中曾遭遇火灾，或许材料就在火灾中损毁；再者，作为首长身边的亲近之人，廖承志自然有权力和义务保护这些材料。鉴于廖承志是中央委派的重要人物，也是首长最为信赖的人选，若这两包材料中藏有不宜公开的内容，即便首长未曾来得及交代，他也会出于保护目的，妥善处置这些材料。
他们的言语勾起了我回忆，想起首长在离世前，曾前往上海，将所能找到的资料、信件等物尽数焚毁。回到北京，情形亦然，首长将身边的工作人员支走，仅携老保姆李燕娥及一自行聘请的保姆，于数日内烧毁了众多资料，其中包括我为其拍摄的十年底片与照片。她不愿留下任何后人不愿目睹之物，对此我深表理解——某些事物或许并无必要让后人知晓。因此，我认为那两包物品中，并无太多引人关注的物件，既已消失，也就无需再追寻。
保姆为首长梳头最后次
于小会客厅中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已精心布置了照明及摄影机位。邓小平等五十余位中央领导人相继抵达，我则忙于捕捉这一刻的珍贵瞬间。起初场面略显杂乱无序，甚至有领导人在吊唁时身边陪伴的是其他领导夫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随即向廖承志提出，如此状况无法用于播出，并要求大家暂留原地，重新按照顺序进行一次。
待众人散去之后，保姆向杜秘书提议，愿为首长再梳理一次发髻。我目睹保姆轻柔地托起首长的头部，缓缓地梳动着，她的眼眶中不禁泛起泪光。我忽然注意到首长身边的发簪，这才想起她曾提及，那几枚发簪中不仅包含了她自己的发丝，还夹杂着她母亲的缕缕青丝；她与姐姐霭龄、妹妹美龄曾立下誓言，三人的发型将终身保持不变，因为发簪中承载着母亲的思念。
我轻轻从发簪中抽出几缕发丝，再拾起几绺梳落之发，将它们小心地攒集一处，藏入衣兜。首长离去后，我保留她的发丝以作纪念。
随后，首长的遗体将被送往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我们紧随其后，乘坐首长的红旗座驾。杜秘书位于后排座位，而我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司机老李在驾驶途中泪水难抑。杜秘书强忍悲痛，语气坚定地说：“请勿哭泣，务必跟随。”车辆抵达北京医院西门，遗体告别厅，马教授留下负责尸检和遗体整容的工作。我们全体人员向首长遗体三鞠躬后，才缓缓离去。
完成这些事务后，我踏进家门时已是深夜过半。屋内一片漆黑，突然间，一股悲痛之情涌上心头。在这之前的数小时里，我全神贯注于摄影，更换相机、镜头和胶卷，生怕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有所疏忽，不敢有丝毫闪失。我忙得无暇他顾。然而，此刻的宁静让我猛然意识到，首长已离我远去，永远不再归来。十年间，我为她拍照，她对我青睐有加，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在我八岁生日那日，她在方巾巷驻地张灯结彩，为我庆生。她为我准备了众多精美的学习用品、彩色铅笔，还有一支派克钢笔作为礼物，还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那是在1951年，我度过了生平第一个如此隆重的生日，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具。在这十年间，首长时常邀请我共进晚餐、观看电影，我为她拍照，她总是乐在其中……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愈发沉重，悲伤之情让我不禁颤抖不已。我急忙冲进浴室，让冷水不断冲刷着身体，许久之后才逐渐平静下来。
难忘的告别仪式
5月30日夜晚，宋庆龄的遗体被移至人民大会堂。从5月31日起至6月2日，人民大会堂成为吊唁的圣地。在那三天的时间里，络绎不绝的吊唁队伍从大会堂的北门蜿蜒至长安街的边缘。宋庆龄的遗体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地覆盖其上。我父亲，以及路易·艾黎、西园寺公一、爱泼斯坦等众多在京的国际友人，均莅临现场，守护灵柩。此外，众多党的领导人和人大、国务院、政协的领导也轮班守灵，共同表达对宋庆龄的深切哀悼。
宋庆龄骨灰送至人民大会堂。
“请上那辆车。”
午后六点半，灵车队伍缓缓驶离大会堂，十里长街两旁人潮涌动，队伍多次因人流密集而受阻。众多刚结束工作的市民纷纷自发前来，组成送别的队伍。当灵车抵达八宝山，天色已渐黄昏。
抵达八宝山之际，告别的人群散去，夜幕已然降临。我与杜秘书仅剩二人，静默地守在首长遗体所在的担架旁，等待着火化的时刻。我们无言地坐着，心中明白，这将是与首长最后的一次相聚，她就这样离我们远去。室内昏暗，工作人员轻声告知：“我们将使用一台新的炉子来安送首长，我们即刻准备完毕。”
“既然如此，那就立刻动手吧，这是件好事，能永久保留她的形象。”杜秘书询问所需时间，司徒兆光回答只需半小时。杜秘书看了看我，点头道：“那就专心致志地完成它。”随后，我们转身离开，不愿再看那过程。
上海举行国葬典礼
“1941年12月底，宋庆龄同志抵达重庆，与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携手并肩，共同投身于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我国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提及我父亲与宋庆龄关系的这段话，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6月4日，国葬典礼要在上海举行。一早在西郊机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前来送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专程从上海前来北京迎灵的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等人护送首长的骨灰乘专机到上海虹桥机场。
在航班之上，我的父亲与邓颖超女士邻座而坐。邓颖超女士向我提议：“幼马，请为我们二人拍一张照片。我和你父亲之间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是你父亲曾挽救过我的生命。”至于邓颖超女士为何要将宋庆龄的骨灰送回上海，我想，32年前她曾将宋庆龄接到北方参与建国，而今，她又将宋庆龄送回故乡，这或许是一种历史的轮回。
踏出机舱，迎面而来的是一股热烈的人群，他们纷纷前来迎接宋庆龄的骨灰。车队缓缓驶向位于西郊的万国公墓。选择将她的骨灰安葬于此，自有其深刻的寓意。宋庆龄的先父宋耀如与母亲倪桂珍共有六名子女，1918年宋耀如在上海离世，便长眠于万国公墓。倪桂珍后来在青岛离世，遗体亦被运回上海，与丈夫同葬一处。当年，宋家在万国公墓购得了八穴墓地，意在作为全家的最终安息之地。在首长病情加重之际，与她结下了四十余年深厚友谊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便搬至她寓所的二楼，悉心陪伴与照料。那时，首长便对沈粹缜透露，上海是她诞生之地，是她投身革命事业、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她的父母亦安葬于此；她在上海结识了众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上海还留存着孙中山的故居以及众多遗物。因此，她离世后，务必将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陪伴在父母身旁。对于这一点，首长也曾向被誉为“李姐”的保姆李燕娥作出过承诺，而李燕娥则在她之前安息于那片土地上。
大理石墓穴已预先布置妥当，数名战士捧着骨灰及一个装有金属物品的罐子，迅速依照仪式完成了下葬。我专注于拍照，却发现整个过程似乎过于仓促。心中不禁疑惑，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太快了！我脱口而出：“不行，得拿出来，再重新进行。”那时，我一心只想多捕捉一些影像，毕竟那是胶片时代，无法即时查看效果。加之我全神贯注于眼前的拍摄，并未察觉到周围是否有人。误以为只有我一人在场拍照，便要求他们取出骨灰盒，重新进行仪式。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将骨灰盒取出，为了配合我的拍摄，他们特意放慢了动作，再次进行。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在失礼，简直是犯了极大的不敬之罪。然而，转念又想，我不过是想确保能够圆满完成给首长拍照的任务，留下他最后的影像。经过这一轮仪式后，我才将大理石墓盖重新合上。
宋庆龄骨灰安置于父母所购墓穴。
“若一国之总理无子无嗣，如此情形，亦当予以半旗之礼。”想起首长生前并无子女，在大陆亦无亲族，在与她相识的十年间，我深知她的生活颇为拮据。记得她曾送我一份礼物，是她用红丝带精心系好的上海维夫牌饼干铁盒，盒中装满了那种一分钱两块的小巧油纸包装水果糖。那时，我常能享用外国巧克力，因此对她所赠的这份礼物，心中不禁有些惊讶。后来方知，那时她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每月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还需承担身边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儿的学费。经济紧张时，她不得不请上海的李家炽帮忙变卖自己的首饰和一件皮袄，岂料那些翠饰品竟是赝品，皮袄上也布满了虫蛀的痕迹。最终，在旧货市场上仅以两千元的价格售出，这让她倍感失望。由此可知，首长的生活并非外界所想象的那般风光，她离世时，应是所余无几。
仪式落幕之际，邓颖超邀请了几位从北京而来的宾客一同前往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合影留念。她特意将我拉近，轻声说道：“今日你为众多人拍摄，今日就让我们俩留下这张特别的合影吧。”
周幼马在宋庆龄灵车队前拍照
在葬礼落幕之际，原本全体来沪的宾客预定乘坐专机即刻返回北京，却不料天公不作美，骤然间雷阵雨降临。因此，我们只得在此多逗留一晚。我想，这或许正是首长对我们依依不舍之情的一种体现。
自首长离任之后，我 whenever 有机会前往上海，便会造访万国公墓，向她敬献一束鲜花。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更名为宋庆龄陵园，其景观愈发宜人，亦增设了纪念馆。魏璐诗，她的挚友，在世时便已离世。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先生及其夫人何理良女士的协助下，魏璐诗的安息之所得以安置于宋庆龄陵园之中，恰位于宋庆龄墓东侧约20米处。如此看来，她们仿佛依旧相伴，能够继续低语私语，这让我深感欣慰。
我难以忘怀首长，那十载岁月与他相伴的点点滴滴，时常浮现在心头。我与我父亲的人生道路，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宋庆龄的指引。在她生命的暮年，我们陪伴在她身边，直至她安详地离世……
原载《炎黄春秋》 2024年11期
宋庆龄与马海德：半个世纪的情谊
摘自《宋庆龄与马海德》一书
马海德与妻子周素珍（苏菲）、儿子周海马
马海德（1910-1988）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出生于美国一个钢铁工人的家庭。1933年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1936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他和埃德加·斯诺一同前往陕北。
1937年2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此后他扎根延安，成为深受欢迎的“马大夫”。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任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在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宋庆龄与马海德一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宋庆龄与马海德》一书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负责编写，充分利用该单位馆藏，融汇多年来的文献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宣传教育成果，史料翔实，图文并茂。附录中收录了多篇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使读者能够从中感受更为真实、深刻的人物精神品质。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第五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马海德的交往。他们的情谊在晚年的交往中更趋深厚，在困境中亦不动摇。
1980年，马海德大夫在北京阜外医院看X光片
彼此关怀的近邻
新中国成立之际，宋庆龄便常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来居住。她曾言，赴北京是为公事而奔波，而返上海则是归家之乐。在京城，她曾辗转于方巾巷44号、前海西沿18号以及后海北沿46号等地。而马海德则自1950年起，直至1988年仙逝，始终寓居于后海北沿24号院。自1963年4月起，宋庆龄亦常驻后海北沿46号，与马海德比邻而居，两人本为莫逆之交，邻里的关系更是加深了彼此的往来，便于在彼此需要时给予关怀与支持。即便面对困境，他们的情谊亦不受外界影响，始终如一。
1979年9月，宋庆龄为马海德祝寿设宴。
“住所已布置妥当，我曾亲自查看，相较于重庆和上海我常往之地，此房更为宽敞，为两层楼结构，在北平实属罕见。室内一切陈设，已委托阿曾（即曾宪植）、罗叔章两位同志负责指导。”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抵达北平后工作与生活事宜的细致考量与周密安排。
新中国成立之际，宋庆龄与马海德的相聚愈发频繁。马海德观察到，即便历经十数载的烽火历练，宋庆龄依旧如同呵护青年般，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及其家人。
根据马海德夫人苏菲的追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庆龄多次邀请他们一家三口赴方巾巷寓所共进晚餐。宋庆龄缓步走下楼梯，迎接宾客的优雅身姿，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宋庆龄曾赠予苏菲一件亲手编织的毛衣及若干布料，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这些礼物显得尤为珍贵和实用。在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对童年时光的回忆中，宋庆龄在方巾巷寓所为他庆祝生日的画面，依旧清晰如昨。
餐厅内装饰华丽，灯火辉煌，彩带飘扬，桌上摆满了各式佳肴，中央还放置着一只点亮蜡烛的生日蛋糕。她慷慨地赠予我众多彩色蜡笔、一整盒五彩斑斓的铅笔、画本、小人书等，甚至还有一支优雅的紫色派克钢笔。那时的我正就读于八一小学，日常书写仅限于小石板与滑石笔。这次，我首次收到了如此丰盛的珍贵礼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50年12月，宋庆龄女士诚挚地邀请刘少奇同志（居中左侧）、周恩来同志（居中左侧）、蔡畅同志（居中右侧）莅临北京方巾巷的寓所，共聚一堂。
1959年宋庆龄搬离方巾巷，迁居前海西沿18号，1963年又搬到后海北沿46号。1959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北京开始兴建著名的十大建筑。新的北京火车站选址在建国门一带，按规划设计需要拓宽道路，拆除方巾巷的沿街房屋。宋庆龄因此搬离方巾巷寓所，迁往她在北京的第二处寓所——前海西沿18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带游廊的北京传统四合院建筑，曾一度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后来蒙古大使馆迁往东郊使馆区，部分住宅划拨给宋庆龄做寓所。由于寓所对面就是什刹海游泳场，每天高音喇叭长时间地播放，使得宋庆龄无法正常休息。同时，该处住宅较为潮湿，致使宋庆龄的关节炎频频发作。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份和健康，中央决定为她调换一处住宅。
周恩来亲自为她物色了位于什刹海后海北沿46号的一座大型宅邸，该处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的醇亲王王府花园。在周恩来的亲自筹划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王府花园进行了部分改建，在原有的两进四合院西侧新建一幢二层的中式风格小楼，一楼是大客厅、餐厅和工作人员的房间，二楼是宋庆龄的起居室、书房和小客厅。花园内有一条小河环绕，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四周古树成荫，环境清雅怡人。1963年4月，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引导下，宋庆龄正式迁入后海北沿46号的寓所。
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
我居于醇亲王的府邸之中，这里便是溥仪诞生的摇篮。四周小溪潺潺，园中绿树成荫，……草地四季常青，宛如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园中更有一座两层的小楼。往昔，居住于此的皇室贵族常在此聆听云雀及其他鸟儿悠扬的歌声。……我虽身处“皇家”的庇护，却并未感到快乐，因为还有诸多价值远胜于我的人，他们依然居住在简陋的屋舍之中。
恰逢其时，马海德在1949年之后的卫生部机关、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以及他马家所居的四合院，均汇聚于什刹海后海北沿的周边，彼此之间距离颇为邻近。1963年，宋庆龄迁至后海北沿46号的住所后，便与马海德同住24号，成为了近邻。每当马海德致电宋庆龄，他总会自称“你的邻居”，以此表明他们的邻里关系。
身为宋庆龄信赖的至交与邻人，马海德经常在闲暇之日踏入宋庆龄的居所，与她共度康乐棋局时光，亦或为其调整半导体音箱的音量。每当寓所的工作人员自花园小河中捞起鲜鱼，抑或友人们送上精美点心，宋庆龄总会将这份心意分与马海德一家共享。马海德一家亦不吝于成为宋庆龄寓所的常客。
北京宋庆龄故居内陈列的康乐棋与半导体收音机。（资料由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宋庆龄曾向其秘书张珏坦白，马海德精通交际之道，因此在她宴请外宾之际，总会特地邀请他共同出席。马海德身着笔挺西装，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带，总是兴高采烈地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他不止一次地向宋庆龄表达感慨：“这红领带是您所赠，正是您引领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一次宴会上，马海德再次佩戴着红领带莅临，心思细腻的宋庆龄察觉到红领带已略显陈旧，便让张珏外出购买一条新的红领带以赠予马海德。遗憾的是，1980年的北京，各大商品市场的货品供应尚不充足。张珏奔波于王府井、西单、友谊商店等地，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合适的红领带，心中不禁感到遗憾。
每当日复一日的医疗卫生任务圆满结束，马海德总会返回北京，向宋庆龄女士汇报工作。她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态度认真。宋庆龄曾深情地对马海德说：“我始终关切着你的每一步，关注你在革命征途上的每一步是否稳健。若有所偏离，我定会直言不讳地批评你。”马海德深知这番话虽言简意赅，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因此他常以此自勉，决心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远。
马海德对宋庆龄托付的事项总是全力以赴，处理得十分妥当。多年投身革命工作的经验，让他养成了对宋庆龄交代的“confidential”级任务守秘的习惯。据其夫人苏菲回忆，马海德时常会接到宋庆龄秘书送达的秘密条子，阅读之后即刻销毁，就连她本人也未能探知条子中的具体内容。
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物资相对稀缺，每当宋庆龄收到友人所赠的珍贵礼物和精美点心，她总会慷慨地分送给马海德一家。不少友人的信件也是寄往马海德家的地址，再由他亲自转达。例如，1972年4月，宋庆龄委托友人代购一块手表，并特别指示将告知价格的信件放入马海德的信封内，一同寄往后海北河沿24号马海德家中。之所以采取这种曲折的方式，实属无奈之举。在那个时期，宋庆龄经常遭遇信件遗失、延误甚至被拆封的情况，因此她不得不采取迂回的策略，不仅使用“林泰”等化名，还通过信任之人传递。马海德，作为她的挚友和邻居，无疑是最佳人选。这种转交方式不仅适用于信件，同样适用于包裹。
宋庆龄曾慷慨赠与马海德夫人苏菲一枚珍贵的绿宝石耳环，该物品由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保存并提供。
亲爱的同志、朋友：
首先，愿您永享健康、幸福与欢乐，并见证革命事业的辉煌胜利。时光匆匆，即便历经重重挑战，我们的心中依旧铭记着共同走过的道路，那是一条充满温暖、友谊、关怀与敬仰的征程。愿这七十年代成为我们共同革命事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见证。
衷心感谢您赠送的毛泽东主席像章，苏菲、幼马与我均深感喜爱。我们所能报答的，唯有最真挚的祝福。
沙格及全家人
1970年北京
宋庆龄曾赠予马海友一盒香烟。（资料由周幼马先生提供）
宋庆龄与马海德一家的深厚情谊，更传承至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及其子孙。1971年，周幼马自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已逾三年，与众多应届毕业生一样，他仍在外地参与劳动锻炼，尚未被正式分配工作。宋庆龄得知周幼马的情况后，出于对年迈的马海德的关怀，特意协助他将周幼马调回北京，并特地要求欣赏他的摄影作品。周幼马精心挑选了若干风光、人物等艺术摄影作品呈上，宋庆龄审视后，对其作品甚是满意。自此，周幼马成为宋庆龄高度认可的摄影师，每当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外宾，需要摄影服务时，她总是首选邀请周幼马前来拍摄。
马海德全家1970年送宋庆龄贺卡
为胜任此份职责，周幼马首先向宋庆龄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前任摄影师请教，深入了解宋庆龄的喜好与性格。在获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他开始跟随她拍摄日常生活的照片，并将整理后的样片呈递给她进行审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周幼马已能精准把握宋庆龄所需的拍摄角度、光线、姿势及神态，并熟练掌握如何向她展示照片与底片。每当周幼马呈上样片和底片，宋庆龄便会关上办公室的门，拿起放大镜，逐张细致查看，随后挑选出满意的样片，亲自写信告知周幼马需放大多少张、每张照片的尺寸大小以及需注意的细节等。她始终严谨细致，从未遗漏过附上相应的费用。
周幼马先生所摄，宋庆龄女士的珍贵影像。（资料由周幼马先生提供）
“周幼马，马海德的子嗣，如今已成为《中国建设》杂志的专职摄影师。他是在母亲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受了专业培训。”自那以后，《中国建设》杂志上诸多精美的摄影作品，均出自周幼马之手。
宋庆龄致周幼马的几封亲笔信信封。（资料由周幼马先生提供）
周幼马访宋庆龄寓所留影。
1972年，周幼马有幸在上海得到宋庆龄的亲自接见与热诚款待，这段经历令他深受感动，称之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宋庆龄的关爱与支持，他铭记在心，并立誓更加努力地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奋斗。每逢佳节，宋庆龄总会赠予周幼马一些小礼物，诸如钢笔、放大镜以助观赏底片，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玩具。她对马海德的第三代同样关怀备至，定期将《儿童时代》杂志寄予其孙辈与外孙，并亲手封好信封。步入晚年的宋庆龄，饱受皮肤病、胃病与关节炎的折磨，这些慢性疾病的反复发作逐年加剧。尤其是家族遗传的神经性皮炎和荨麻疹，发作时皮肤奇痒难耐，身上布满大块红斑，给她的身心带来了诸多烦恼与痛苦。她的眼睛与关节也出现了问题，使得行走变得异常不便。由于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她的体重逐渐上升，比常人更容易跌倒，甚至有时会遭受严重伤害。
在病痛的煎熬中，宋庆龄在其致友人的信函中屡屡流露真情，频繁以自嘲的方式寻求慰藉。在1958年的一封书信中，她曾如此表达：
在这过去的三个月里，我深受神经性皮炎的困扰，其症状遍布全身，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瘙痒感都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不断地涂抹那些疗效甚微的药物上。
稍后信中再提。
此刻感觉颇佳，尽管冠状动脉的问题依旧存在、关节炎的困扰亦始终未消——这都是岁月赋予的代价，唉，我的天啊！
由于关节炎和胃病的困扰，我在上海卧床了整整八个月……刚刚恢复能够行走……却不料在浴室中遭遇意外。一不留神，我重重地摔倒在浴缸边，头部不幸撞上了浴缸。
正如1960年宋庆龄对美国的老友埃德加·斯诺坦白所述，“近年来，疾病始终如影随形，这既是我在革命最艰苦时期生活长期高度紧张所留下的伤痕，也是我坚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难的见证”。长期以来，宋庆龄即便身患新旧疾病，也始终坚守岗位，勇往直前，顽强拼搏。
身为医者，马海德频繁为宋庆龄提供医疗保健的咨询。1961年4月26日，马海德于途经上海之际，闻悉宋庆龄身体欠安，特地致信表达关切之情。鉴于宋庆龄皮肤问题，她尝试了众多药物与治疗手段。鉴于北京干燥的气候对皮肤不利，宋庆龄于1972年11月返回上海，接受了一种较为剧烈的注射疗法，药物直接注入静脉。这种治疗疗程冗长，过程亦充满疲惫与痛苦。
“最好是减少药物的用量，以及避免频繁地求医问诊。”马海德引用了毛主席的教诲：“医生的话固然需要重视，但也不必盲目全盘接受，在必要时，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1961年4月26日，马海德致信宋庆龄。
我始终期待着能提笔向您倾诉，每当您的信使抵达北京，携带着您的关怀与慰藉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心中便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与激动。
……
在这场国家遭遇的巨大灾难中，您肩负的重任不容轻视。请您务必珍视自己的身体。面前的工作繁重，在您以一贯的坚定和无私奉献精神承担起这些责任之时，一个健康的体魄对于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沙格最近不幸因胃部不适而入院治疗。”“听闻沙格将在下周解除病痛，手术中胃部被植入三根管子，看来又要重新适应尿布的生活了！”
1972年12月22日，马海德致信宋庆龄。
1972年12月9日，马海德写信给宋庆龄。
1977年秋十月，闻悉马海德同志不幸患上了“胰腺癌”，住院接受手术的消息，宋庆龄女士深感痛心。然而，由于她年事已高，又因近期不慎摔跤，卧床休养许久，加之腰背疼痛，行动不便，无人搀扶，无法亲往探望，只得借助电话和书信，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1976年8月9日马海德信宋庆龄。
1978年4月，经过长达半年的住院治疗，马海德终于康复出院。在同月16日致友人的信中，宋庆龄披露了这一喜讯。
沙格已返家，正筹备着25日与妻子一同启程前往巴黎与纽约——他们将与赛缪尔·罗森医生及其夫人相聚于彼处。他将在外地逗留两个月。在此漫长的旅途中，我衷心期盼能有一位尽职尽责的医生照料他的健康。尽管沙格对烤羊肉情有独钟，但我却不敢贸然送他。作为他的邻居，我决定为他准备一些无害的柠檬和苹果馅饼。显而易见，在医院的餐桌上度过了六个月，他亟需尝试一些新的口味。今日正值星期天，我将为他制作一道芥末酱沙丁鱼鸡蛋。幸运的是，我昨日恰好购得一些柠檬，正好可以与鸡蛋搭配食用。艾黎将于21日归来，届时沙格便能聆听只有艾黎才能讲述的趣闻轶事。
“若真是如此，那将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待他归来，希望你能前来与我们一同庆祝！”
1979年三月，马海德因胃部剧痛反复发作，伴有吐血与便血，不得不再次踏上手术台。这次手术中，医生成功摘除了其十二指肠溃疡，并移除了部分胃肠。令人欣慰的是，医生观察到原本肿胀的胰头有所缩小，判断其胰腺炎症而非恶性癌症所致。这一消息传至宋庆龄耳中，她不禁感到释然。即便如此，马海德依旧坚定地投身于他热爱的事业，四处奔波不懈。
即便步入晚年的宋庆龄与马海德难以避免地遭受病痛的折磨，他们依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风貌，努力维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并未丧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当宋庆龄步入八十高龄之际，她以豁达开朗的语气言道：“我对老去的未来并不感到忧虑。我致力于保持头脑的年轻与活力。因为众多年长者并非因‘年老’而减少对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一旦摆脱医生的疗愈，我便将重返我的工作岗位上。”
困境中的挚友情
1966年的夏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宋庆龄与马海德也未能幸免，被这场狂澜所裹挟。在运动的早期阶段，他们不幸遭遇了无端的指责和恶意的诽谤。
同年八月，宋庆龄致信老友爱泼斯坦，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你的来信及坦诚的忠告。面对无端的诽谤，我唯有选择视而不见——外界那喧嚣的锣鼓声已足以令人心绪不宁。愿你能远离喧嚣，不得其扰。”
1966年9月1日，面对红卫兵欲破坏孙中山先生铜像及冲击宋庆龄女士寓所的激进言论，周恩来总理在向首都的红卫兵发表讲话时，特别着重强调了对宋庆龄女士的尊重。
宋庆龄，孙中山的伴侣，其丈夫的丰功伟绩，在毛主席于北京解放后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得到了高度评价，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永载史册。南京的学子们若企图摧毁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坚决反对……自与我国合作以来，宋庆龄夫人始终未曾向蒋介石屈服。大革命受挫后，她远赴海外，曾营救我党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我方携手共进；解放战争时期，她对我国的解放事业抱以同情。她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始终如一，我们理应对她表示敬意。她年事已高，今年正值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撰文发声，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她家中张贴大字报实属不妥。她的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唯有她一人投身革命，岂能因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而将她打倒？她的住所是国家分配的。有人声称：“敢于直言，敢于闯荡，就要勇往直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劝阻。
“不宜外出参与任何运动；避免参与群众中的造反派活动；专心致志，竭诚为宋副主席提供服务。”
尽管警卫局已先行劝阻，北京宋宅内仍有少数工作人员响应国管局造反派之号召，并在一名警卫秘书的带领下投身于造反行动。造反派要求宋庆龄与众同餐于大伙房，甚至让她年逾古稀之躯亲自排队取食；更有甚者，提议剪除宋庆龄的发髻，指责其传统发式为封建思想的体现。他们甚至将宋庆龄视为资产阶级，此言一出，宋庆龄怒火中烧，胃痛加剧。宋庆龄身边的两位秘书，黎沛华与刘一庸，因出身问题亦遭受造反派的指责，不敢再与宋庆龄共进午餐，不久后亦相继返回上海。在逆境中，宋庆龄在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下，紧急电召浙江大学张珏来京担任其英文秘书。周总理还下令将该造反的警卫秘书调离，另派专人保障宋庆龄的安全，并每晚安排武装警卫值班，直至1968年5月新任警卫秘书杜述周到任，宋宅的造反派亦被逐步替换，宋宅这才得以恢复宁静。
1970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发出一封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在信中她提及自己已重返上海。她写道：“离家前往首都已有四年时光，如今我已回归故里，享受宁静的休憩时光。”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宋庆龄每年年底返回上海过年的传统被无情地中断了整整四年。在这期间，她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返回上海的请求，然而，考虑到当时上海造反派掌握权力以及复杂的安全形势，周恩来总理建议她暂时留在北京居住。
彼时，全国范围内“破四旧”的风潮席卷而来，宋庆龄的住所原为清代醇亲王府的私家园林，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部分工作人员提出要将园中的“四旧”悉数清除，包括那些悬挂于古建筑之上的楹联与匾额亦不能幸免。鉴于宋庆龄对艺术品的钟爱，家中珍藏了诸多朋友赠送的名家画作、雕塑及陶瓷，她深怕这些珍品亦被误认为是“四旧”而遭受破坏。经过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将部分艺术品转赠给老友马海德，请他代为保管，并转交给“比尔大叔”。这里的“比尔”与“比尔大叔”均为他们共同敬重的挚友路易·艾黎的昵称，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他们便如此称呼。宋庆龄对他深信不疑，曾为他撰写过证明信。众人皆认为路易·艾黎身为外国人，其住所或许比马海德更为安全可靠。
1976年1月9日，马海德致宋庆龄的亲笔信及其信封原件，由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慷慨提供。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马海德亦造成了冲击。尽管自1950年起，马海德便已加入中国国籍，身为卫生部下属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干部，他在那时却遭到了单位内尖锐的口头抨击。他的妻子苏菲也遭受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的拘禁，家中个人文书资料亦被造反派悉数抄走。面对重重风险，马海德毅然决然，亲自将宋庆龄所托之物，转送到艾黎在台基厂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住所。
1976年1月8日，宋庆龄与马海德共同缅怀他们深为敬重与信赖的战友——周恩来总理。消息传至，宋庆龄悲痛欲绝，连声叹息我国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助手。周恩来逝世后，宋庆龄被任命为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委员，尽管身体抱恙，仍坚持出席追悼会，并亲切地慰藉邓颖超，劝她节哀顺变。马海德于次日致信宋庆龄，对周恩来总理的离世表达了深沉的哀悼之情。
1976年1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并亲自向邓颖超同志表达了慰问之情。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不公的对待，马海德依旧坚守信念，坚信党组织能够公正地审视问题，并最终纠正错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他的过往经历进行了彻底的调查，马海德重新赢得了尊重和应有的礼遇。1977年，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高级顾问，全身心投入于麻风病的防治与根除工作，同时担任中国医学院附属首都医院的高级皮肤病专家。同年7月1日，宋庆龄女士致信马海德，向他表达了诚挚的祝贺。
亲爱的沙格：
首先，我要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恭喜你荣任卫生部顾问一职。必须指出，这样的任命其实早该到来，而你终于得到了这份应有的认可。
宋庆龄
197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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